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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学的重心为何能回到敦煌

时间:2016-09-09 11:59来源:未知 作者:编辑 点击:
作者:胡赳赳(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前《新周刊》总主笔)敦煌和敦煌人是两组概念:敦煌一般是指由莫高窟而起的敦煌学、敦煌研究和敦煌文明所在地;而敦煌人则是一代又一代开创

作者:胡赳赳(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前《新周刊》总主笔)

敦煌和敦煌人是两组概念:敦煌一般是指由莫高窟而起的敦煌学、敦煌研究和敦煌文明所在地;而敦煌人则是一代又一代开创、保护、研究、推广敦煌学的专业人士。

敦煌成为敦煌学是由以下因素构成的:敦煌(盛大之意)曾经是中国、印度、伊斯兰、希腊四大交明交汇地;莫高窟现确知有南北区洞窟总数为735个,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存量最优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。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(第17窟)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考古史上的奇迹。这次发现,出土了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写本文书即敦煌遗书5万件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地理、宗教、社会生活、民族关系等,可谓包罗万象。

数量巨大的藏经洞文献,与敦煌石窟艺术,敦煌其他的文化遗存、史料构成一笔巨大的财富,吸引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毕生研究,由此逐渐兴起了一门国际显学——敦煌学。莫高窟也于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。

敦煌学的重心为何能回到敦煌

(敦煌莫高窟)

1906年,历史上著名的“王道士”(发现并守护藏经洞)将大量经卷帛画及几十捆汉藏文写卷任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携走,并收取其40锭马蹄银的“功德钱”。

两年后,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又从敦煌运走6000余张经卷及200余件艺术品。其中包括全部道家典藏及部分儒释经书。

斯坦因所运数量最多,而伯希和所运质量最精。由此,敦煌宝藏遍及世界。学界称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。陈寅恪说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。

中国有两个先行者在敦煌留下深刻烙印:一个是艺术家张大千;一个是历史学家向达。张大千是1941年抵达的,在此临摹壁画,前后达三年。其行为毁誉参半:其临摹艺术在全国引起反响,激励国人;然其剥损涂抹壁画的轻率举动又毁坏文物,为学界所痛。向达则于1942年、1943年两次造访敦煌,留下大量学术考察著作。言:“朝夕徘徊于诸窟之间,纵观魏、隋、李唐以及五代、宋、元之名迹……神游艺苑,心与古会,边塞行役之苦,尘世扰攘之劳,不复关情,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。”

向达在赴敦煌之前的1935至1938年间,在欧洲抄录敦煌卷子逾百万字。惜乎文革时《敦煌莫高窟全集》被迫终止。

紧接着的1943年,常书鸿(1904-1994)筹备敦煌研究所。这位有着大好前途的留法艺术家受因果牵引(在旧书摊上发现伯希和《敦煌石窟图录》),离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,回到战乱国中,前往敦煌筹备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。以他为首的第一代敦煌人,近乎从负数开始,除了面对庞大数量的石窟文物之外,他们一穷二白,其中发生的故事后来成为“敦煌精神”的母题。在艰苦离乱中,他们始终将文物遗存的保护、研究和体悟放在第一位,将国家政局放在第二位,将家庭和个人生命放在第三位。由此,确立了“殉道者”的精神气质,此一气质上接先贤大哲,下启后进来者。

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因敦煌学研究需要,重心发生变化,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。此后又扩大为敦煌研究院。段文杰(1917-2011)可以视作第二代敦煌人,他受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的影响,将敦煌视作一生中的圣地。其念愈深,其愿愈重。后继任研究所所长,又成为首任院长。他确立了临摹敦煌壁画的守则:绝对性的保护;以及放弃西方绘画技法。据说尽管他任着行政职务,依然是临摹壁画最多的人。

敦煌学的重心为何能回到敦煌

(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女士)

而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樊锦诗女士如今已在敦煌度过了50个春秋。她生于1938年,可谓是第三代敦煌人。她任院长时将“敦煌保护”和“数字敦煌”又推向了一个新台阶。

几代敦煌人的故事,完全是电影式的剧本:有夫妇的离乱伤怀;有父女的择业冲突;也有志比金坚的甘苦与共;比翼边城的心灵栖居。莫高窟,这个离兰州1200公里,离酒泉400公里,离敦煌市40公里的古文明圣地,其因果流传、魅力牵引,正如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偈子,魂之所系,道之所存。

而敦煌学的重心正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,不知不觉地从日本、欧洲移回到敦煌本土。著名的“敦煌一哭”成为历史。1950年代中国学者由于资料散落所限,所编写《敦煌资料》为日本学者池田温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。中国学者为此在课堂上流泪。

此后爱国主义式的“攻坚战”成为学者日常课题。学者荣新江在归义军研究上、赵声良在主编《敦煌研究》梳理学术脉络上、徐俊在敦煌残诗考上、王旭东在文物保护研究上、彭金章在北区考古发掘上,都取得了令全球学界瞩目的成就。敦煌学术的重镇,重新回到母语者手中。

敦煌学的重心为何能回到敦煌

敦煌文献总数约6万多号,留在国内的仅有700多。这使得敦煌必然成为世界的敦煌。不问是缘是劫。自2011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始,学者的发言已一律全部使用中文。

以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,无国界家别、语言种族之分,一人的历史即是全体的历史。都应该得到尊重,都须予以研究。然而历史的惨痛教训又无不表明:人类尚未走出丛林法则,拥有话语权和聚沙成塔仍是文明孜孜地求索之路。俗子所羡我所厌,世人所弃我所捡。如此方为成就学问之道的不二法门。

以上资料尽可以在一部新近的专著《敦煌:众人受到召唤》中找到出处。我正是读此书而再次受到感召写下以上文字的。此书的创作由《生活》月刊同仁所撰述,其中大部分作者我皆旧识,因其有着《新周刊》的基因。因此我也用这篇文章向我的老同事们致敬: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良知和专业能力,推出了杂志人所能做到的堪称典范的作品,从而让敦煌人这个概念相处流传。我每每在张泉等人的叙事和马岭等人的视觉呈现中慨旋不已。“我读慧文会呜鸣。”

“敦煌定若远,一信动经年。”我虽未至过敦煌,但敦煌已然在我心中。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宋庄若谷楼

敦煌学的重心为何能回到敦煌

作者:《生活》月刊
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副标题:众人受到召唤

出版年:2015-9-1

页数:324

定价:98.00元

装帧:平装

丛书:新民说

ISBN:97875495695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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